乱棍打死老师傅

    音像界令人痛心疾首的事莫过于不法个体商贩的胆大妄为，利令智错：盗版，造假。他们这种非法出版音带、像带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音像出版社的利益，有人将此现象戏称为：“乱棍打死老师傅”

    1989年末，音像界冒出一种叫做“海盗版”的小礼物。1990年，江西音像出版社准备引进台湾歌星李翊君的专辑《风中的承诺》。当引进手续刚报到北京时，沿海的福建、广东等地的音像销售点已经出现一模一样的音带了。那个时候，“海盗版”对于音像界还是个陌生的概念，人们对此也不太在意。1991年3月22日，全国各地音像发行单位代表在上海龙柏饭店参加中国唱片总公司春季订货会。上海“中唱”隆重推出林忆莲的演唱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正当该公司紧张地与各位代表签订供货合同时，一盒一模一样的海盗版在主办者的眼皮底下悄悄地以“打外围”的形式进行推销。一个月这后，广州“中唱”引进《叶倩文·秋去秋来》，当他们正准备向全国发货时，得知很多地方早就有这个带子了。这当然不是广州“中唱”的。

    到1992年，海盗版的猖狂已如“鼠疫”。有人统计：1990年，散落在音带市场的“海盗版”音带品种有几百种，占市场销售总量的60％至70％；1992年，海盗品种则达千种，占音带总销量的80％以上。这一年，台湾歌手郑智化《水手》音带炙手可热，市面上各种版本的演唱专访辑陆陆续续出了10多个，但真正国家批准的正规出版物据说只有二三种。

    据权威的音像刊物《音像世界》分析：从事海盗版制作的绝大部分是个体户。这些人凭借着“商业眼”，购进一些最新港台原版激光唱片，然后从唱片中挑选有商业价值的歌拼录到一条母带上，或者干脆将某一盘激光唱片的内容全部转录到一条母带上去，这样就完成了他们的母带“编辑”全过程，既省钱又省力。由于海盗版不需任何报批手续，只需打一个真的或假的音像出版系统，署一个真假难辨的节目提供系统，就可以大摇大摆进人市场。他们“出版”的速度和“效率”。令国家出版社望尘莫及。

    比“盗”更狠的是“假”。

    制造假带的人，不需动任何脑筋。甚至盗版的那一套简单的“编辑”一过程也免了。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将某一盒令他们感兴趣的录音带“照葫芦画瓢”复制出来。

    1991年5月，江西音缘出版社会同江西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对南昌市音像销售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考察。发现江西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全部畅销音带皆被。“假造”，尤其是那盒令戏迷们津津乐道的《方卿戏姑》的假带，充斥街头，大有喧宾夺主之势。

    “便宜”正是假带的最大“魅力”。一盒假带的成本只有l元左右，而卖价却是2元至3元；一盒假录像带进价也只有5至6元，卖价却达15——18元。高额利润刺激了它们的生产、销售，而图便宜的人们，又为假带打开了广阔的市场。出版社如破足巨人

    面对非法个体户的肆意侵扰，正规的出版社就没有回击之力吗？

    1979年1月，我国第一家出版立体声盒式录音带的影音企业——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自此，我国的音像出版单位便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膨胀起来，虽然历经1989年的“扫黄”、1991年的“压缩整顿”，到如今，音像出版系统仍有390家，各种音像加工单位有200多家。看起来。国营音像出版尤如伟岸无比的巨人。可如今它跛着足，艰难行进在现实中——

    1991年底。由上海“中唱”推出的《红太阳》，销量扶摇直上，到1992年上半年，达到了500万盒。于是，就有今天人们这样的提问：你们出版社为什么不出一盒像《红太阳>这样的带子2其实上海。中唱謦公司自己也绝对没有料想到会有这样的“风光”，哪家出版社不想出个象《红太阳》那样“跑火”的音带呢?

    太难了。音像出版社的编辑如是说。要出一盒“跑火”的带子就要请“跑火”的歌星，可“跑火”的歌星要的价钱也非常“跑火”。君不知一位名歌星录一支歌曲开口就是“3万”l盒带还要进录音棚、还要加工生产、要制版、印刷、要开订货会、要宣传……可能的结果是；不畅销。即使畅销的带子，也难应付那突如其来的假带。

    那么音像出版社在干些什么呢?

    什么带子畅销，赶紧编一盒类似的带子，跟着感觉走，这是当前音像出版社一条人所共知的生路。《红太阳》畅销不久，就有音像社紧紧跟上，于是五花八门的。“太阳”闪现在你眼前，《金太阳》、《太阳红》……等等，跟得越快，赚钱就越多。《红太阳》热过之后，还热些什么呢?反正大伙儿一个劲地往“热”里钻。    所有的音像出版单位皆是自负盈亏，不但国家不拨分文，而且。要完成上级订的经济指标，并要上缴相当一部分利润。对于大部分音像出版社来讲。“存在很大压方”双重的压力，迫使÷些力量较弱、生存环境不够好的出版社屈从于市场，干起。“卖版号”的事来。

    版号给谁?当然是个体户。

    这些买来的版号往往被个体户用来盗版。盗版录音带最终又冲击了出版社，因此，受害者到头来还是出版界！制造歌星赶港台

    1990年l0月，江西姑娘杨钰莹与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签约建立合作关系。从此，19岁的杨小姐成了该公司麾下第一位签约歌手，同时，该公司也开展了它历史上，也是我国音像界历史上第一次：制造歌星。

    这一“制造”除了安排专门的人为杨钰莹作曲、化妆、设计发型外，还有一系列狂轰滥炸的宣传攻势：上中央电视台的《旋转舞台》、拍八一电影厂的音乐片《时光列车》、争《外来妹》主题歌的演唱权……新时代为耗费了50万元人民币。种瓜得瓜，该公司由此获得了超百万的利润。

    1992年7月，北京大地唱片有限公司成立。是年岁末，“大地”打出“引进明星制”旗帜与南国广州遥相呼应：艺术家们可以得到优越的待遇和宽松的制作氛围，所有有才华的人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大地”为此作的第一个“注脚”是投资5万元拍摄歌坛新星艾敬的MTV《我的1997》。

    “明星制”“制造明星”在港台、欧美都已是存在几十年的陈词滥调，在我们国家才刚刚露脸，可毕竟，它出现了“拥有自己的红歌星”是具有诱惑力。可是，对于大多数音像出版系统来说，这还是个遥远的梦，且不说有没有那种胆识，那种魄力，就算有，制造明星需要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还有一个顾虑；怕。怕“人一阔就变”，把默默尤闻的少男、女培养成大红大紫的名人，一声“拜拜”，就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更有致命的一条，如果我国音像市场继续处于无序状态，为明星制作的全兵投入。只能使盗版者受益，而投资者将血本无归。

《江西日报》星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