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带、像带作为一种现代文明消费,已走进了千家万户。内容各异、品种繁多的音带、像带给消费者提供了多层次的享受。经销音像制品的商店、小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然而在这繁荣的音像市场背后却有一般浊流……
近几年,南昌音像市场大量的伪劣音像制品流入,质量低劣,内容不全。有的严重脱粉,声音变调;有的图像不清,有头无尾。
这种非法经营伪劣音像节目带的现象已在社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特别是站前路和福山地下商场,地处南昌城的南大门,每天来往的旅客多,影响更大。为此,今年年初,有关部门为了净化南昌市音像市场,进行了3次“大扫荡”,收缴伪劣、假冒音带1万余盒,像带3500余盒。
近日,笔者到南昌市内调查,发现老福山地下商场、站前路、中山路乃至于有些菜场门口又出现了许多明码标价的“10元3盒、10元4盒”的诱人告示,有的甚至简陋地仅用钢丝床、竹板床堆放音带、像带,直接向行人兜售。这亦不是什么新闻,近几年南昌每年都有大规模地“打假扫劣”活动,但是,皆是今天收缴了,明天又摆出来,很快便恢复原状,甚至愈演愈烈。
为什么这种现象屡禁不止?
源头堵不住,劣货有通路。据调查,这些非法音带主要来自广东、福建的地下翻录点,这种翻录点南昌市内也有发现。个体户从翻录点批发上市,虽然有关部门进行了查处 ,但源头至今未堵住。
暴利,诱人走险。因贩卖非法音像节目带赚头较大,有些个体户见有利可图,便不择手段,铤而走险。一盒非法音带进货只需1元左右,但到南昌市场销售这些音带则可卖到2.5元,尽管有关部门检查严,但他们抱着“查着了就归你,查不着就归我”的思想,冒险经营。
图便宜者,为伪劣品敝开大门。国家音像出版社发行的节目音像带,每盒最低音带6元左右,像带135元左右,而不法个体户所售出的伪劣音带仅2.5元一盒,像带只要10-18元一盒,差价甚大。明知假货而买的人也大有人在。而80%的伪劣音像带销往了购买能力抵的县、乡、村。
管理有漏洞,不法商贩有机可乘。据省广播电视厅音像管理处介绍,我国音像事业发展迅速,至今已有390多家正规出版单位、200多家音像发行单位,至于零零散散的音像销售网点则更是难以计数。可与之相对应的音像市场管理机械的人力、物力、财力均跟不上;多头管理是目前管理体制的一个最大弊端。多头管理导致“政出多门”,各自为政,法规执行宽严各异。于是乎,谁都管,谁也管不细、管不住。
今年,党中央明确重申,要在“扫黄”的同时,严厉打击非法贩卖音像制品的犯罪分子,决不能手软。可以预言,对假冒伪劣音像带这个“毒瘤”的斗争将是长期和艰巨的,但必须下决心摘除掉,以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江西日报》1993年4月26日第3版
南昌讯 黄平报道:江西大学学生会10月5日至6日举办首届书市,邀请出版、发行单位到校园出售图书,并以此为引线开展一系列活动,以促进校园文化的建设。
首届江大书市参加单位有新华书店、古旧书店,江西人民出版社等在南昌的几家出版、发行单位,销售图书种类有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哲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等。规模盛大的书市,吸引了广大师生。10月6日,在作为书市一项内容的“出版发行工作者与大学生对话会”上,大学生与编辑、经理们促膝谈心,针对当前文化、出版界的许多问题展开了讨论。
该校学生会配合书市安排了系列活动,诸如针对从书市上体,开展讲座、讨论;举办校园文化展览月,电影周等。
《江西青年报》1987年10月14日第1414期
乱棍打死老师傅
音像界令人痛心疾首的事莫过于不法个体商贩的胆大妄为,利令智错:盗版,造假。他们这种非法出版音带、像带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音像出版社的利益,有人将此现象戏称为:“乱棍打死老师傅”
1989年末,音像界冒出一种叫做“海盗版”的小礼物。1990年,江西音像出版社准备引进台湾歌星李翊君的专辑《风中的承诺》。当引进手续刚报到北京时,沿海的福建、广东等地的音像销售点已经出现一模一样的音带了。那个时候,“海盗版”对于音像界还是个陌生的概念,人们对此也不太在意。1991年3月22日,全国各地音像发行单位代表在上海龙柏饭店参加中国唱片总公司春季订货会。上海“中唱”隆重推出林忆莲的演唱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正当该公司紧张地与各位代表签订供货合同时,一盒一模一样的海盗版在主办者的眼皮底下悄悄地以“打外围”的形式进行推销。一个月这后,广州“中唱”引进《叶倩文·秋去秋来》,当他们正准备向全国发货时,得知很多地方早就有这个带子了。这当然不是广州“中唱”的。
到1992年,海盗版的猖狂已如“鼠疫”。有人统计:1990年,散落在音带市场的“海盗版”音带品种有几百种,占市场销售总量的60%至70%;1992年,海盗品种则达千种,占音带总销量的80%以上。这一年,台湾歌手郑智化《水手》音带炙手可热,市面上各种版本的演唱专访辑陆陆续续出了10多个,但真正国家批准的正规出版物据说只有二三种。
据权威的音像刊物《音像世界》分析:从事海盗版制作的绝大部分是个体户。这些人凭借着“商业眼”,购进一些最新港台原版激光唱片,然后从唱片中挑选有商业价值的歌拼录到一条母带上,或者干脆将某一盘激光唱片的内容全部转录到一条母带上去,这样就完成了他们的母带“编辑”全过程,既省钱又省力。由于海盗版不需任何报批手续,只需打一个真的或假的音像出版系统,署一个真假难辨的节目提供系统,就可以大摇大摆进人市场。他们“出版”的速度和“效率”。令国家出版社望尘莫及。
比“盗”更狠的是“假”。
制造假带的人,不需动任何脑筋。甚至盗版的那一套简单的“编辑”一过程也免了。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将某一盒令他们感兴趣的录音带“照葫芦画瓢”复制出来。
1991年5月,江西音缘出版社会同江西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对南昌市音像销售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考察。发现江西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全部畅销音带皆被。“假造”,尤其是那盒令戏迷们津津乐道的《方卿戏姑》的假带,充斥街头,大有喧宾夺主之势。
“便宜”正是假带的最大“魅力”。一盒假带的成本只有l元左右,而卖价却是2元至3元;一盒假录像带进价也只有5至6元,卖价却达15——18元。高额利润刺激了它们的生产、销售,而图便宜的人们,又为假带打开了广阔的市场。出版社如破足巨人
面对非法个体户的肆意侵扰,正规的出版社就没有回击之力吗?
1979年1月,我国第一家出版立体声盒式录音带的影音企业——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自此,我国的音像出版单位便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膨胀起来,虽然历经1989年的“扫黄”、1991年的“压缩整顿”,到如今,音像出版系统仍有390家,各种音像加工单位有200多家。看起来。国营音像出版尤如伟岸无比的巨人。可如今它跛着足,艰难行进在现实中——
1991年底。由上海“中唱”推出的《红太阳》,销量扶摇直上,到1992年上半年,达到了500万盒。于是,就有今天人们这样的提问:你们出版社为什么不出一盒像《红太阳>这样的带子2其实上海。中唱謦公司自己也绝对没有料想到会有这样的“风光”,哪家出版社不想出个象《红太阳》那样“跑火”的音带呢?
太难了。音像出版社的编辑如是说。要出一盒“跑火”的带子就要请“跑火”的歌星,可“跑火”的歌星要的价钱也非常“跑火”。君不知一位名歌星录一支歌曲开口就是“3万”l盒带还要进录音棚、还要加工生产、要制版、印刷、要开订货会、要宣传……可能的结果是;不畅销。即使畅销的带子,也难应付那突如其来的假带。
那么音像出版社在干些什么呢?
什么带子畅销,赶紧编一盒类似的带子,跟着感觉走,这是当前音像出版社一条人所共知的生路。《红太阳》畅销不久,就有音像社紧紧跟上,于是五花八门的。“太阳”闪现在你眼前,《金太阳》、《太阳红》……等等,跟得越快,赚钱就越多。《红太阳》热过之后,还热些什么呢?反正大伙儿一个劲地往“热”里钻。 所有的音像出版单位皆是自负盈亏,不但国家不拨分文,而且。要完成上级订的经济指标,并要上缴相当一部分利润。对于大部分音像出版社来讲。“存在很大压方”双重的压力,迫使÷些力量较弱、生存环境不够好的出版社屈从于市场,干起。“卖版号”的事来。
自从邓丽君一曲《小城的故事》唤醒沉睡多年的流行(通俗)歌坛之后,港台通俗歌曲便一直以喧宾夺主之势“称霸”国内音像市场。时髦听众也“言必称港台”。一茬又一茬的港台歌星如张明敏、罗大佑、齐秦、王杰、童安格、徐小凤、梅艳芳等等相继在音像市场上空闪耀,有的歌星甚至成为许多少男少女心目中的青春偶像。这一现象使国内歌星的歌带受到压抑,抬不起头来,甚至滞销。而港台歌星的歌带却一直盛销不衰。然而自去年年底以来,在音像市场上却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引人注目,那就是以怀旧歌曲为内容的歌带象一股清新之风拂进音像市场,如歌带《回音壁》、《金唱片奖》(系列)、舞曲带《步步有情》《号外》、舞蹈史诗《东方红》特辑,以至戏曲带《红灯记》等等,相继在音像市场上有了它们的位置。继而,由广东惠州音像出版社推出《大家唱》盒式带,内容是清一色的革命传统歌曲推上音像市场,还制成我国第一激光唱片。前不久,广东音像出版社隆重推出《毛泽东诗词演唱会》、《毛泽东的光辉》和《怀念周恩来》怀旧特辑三盒,并在首都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领导还到会祝贺。太平洋影音公司以“名片情歌”为题推出“怀旧电影金曲”系列。最近,这一系列已出到第六辑了。据观测,市面上推出的众多音像出版单位的怀旧盒式音带估计不下20种。看趋势,怀旧歌带会以一种流行之风继续下去,无疑,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港台歌带独霸歌坛的格局,也促进了国产歌带的销售。人们为此感到欣慰。我们纵观音像市场的变化,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歌带传播音乐,感染听众,以社会性为先导,怀旧歌曲带应运而伸展。近年来,层出不穷的通俗歌曲以不可抗拒之势大量灌输进我们的听觉世界。刚开始,它因满足了封半已久的人们固有的好奇心,对艺术愉悦的心理要求而搏得亿万青少年的青睐。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国内一些通俗歌曲作者缺乏深厚的音乐基本功,缺乏植根于人民群众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创作源泉,导致创作力量薄弱,拿不出好的作品来;再加上国内普遍存在的“唱写倒挂”现象:写一首歌的收入比歌星唱一首歌的收入抵几十倍,如施光南写作名曲《祝酒歌》只得了十五元稿费,远远低于唱歌报酬。造成词曲作者队伍日趋萎缩、士气低落。从演唱方面来讲,一般演唱者音乐修养不高,演唱手法多以模仿港台歌星为主。一流歌星亦争相迎合市民需要,演唱港台歌星唱红的歌曲。这样的文化现象,造成国内通俗歌曲带不景气,中国流行歌曲呈滑坡趋势。相反,港台、海外歌带盛销不衰。时至今日,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使音像市场出现了转机:一方面,港台歌带存在着不稳定的现象,大部分歌星在歌坛上空只是“昙花一现”,很少有能持续一、两年的歌手了;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方面,国家对引进海外文艺节目的审批政策有所调整,港台歌带的出版发行受到严格控制,报纸、电台、电视台加强了振兴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的舆论导向,激励着青少年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寻求革命情操的熏陶。社会生活对社会文化提出了它的要求。种种因素,促使音像出版单位要驾驶音像市场,必须更新听觉“材料”。“怀旧”歌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伸展的。音乐的社会性在音像出版界得到了充分的反应、这种与社会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现象不光我们国内有,国外也同样存在。可以这么说,能否适应大多数人审美心理需求是决定音乐及歌曲流派兴衰的重要因素。当前,怀旧歌曲、音乐的兴起,也正是满足了现时人们怀旧的心理情绪。
《声屏世界》1990年第12期
在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里,一位女英烈的事迹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的参观者。她就是上饶县第一个革命女英雄周园香。
1914年,上饶横峰高山弯,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了阴沉沉的夜空。又一个小生命降临到那个悲惨世界:军阀混乱,列强横行,民不聊生。谁也不会料到,就是这声啼哭宣告了一位英雄的降生。
可怜的父母给这个小生命取了一个芬芳的名字:周园香。可是,这个悲惨的世界给予她的一点芬芳的气息也没有,甚至连生存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无奈何,把她作为童养媳送到另一个贫苦农民家。
幸运的是,她遇到了聪明、勤劳、正直的丈夫和善良的婆婆。在这个家庭环境中成长,小园香拥有了一种吃苦耐劳、明辨是非的性格。而丈夫的刚直不阿又输给她反抗的精神基因。这点,在“缠足”问题上可见端倪。
在旧中国,女子要缠足,丈夫和婆婆也劝园香缠足。可是一向尊敬婆婆的园香和婆婆“吵”了起来:“男女要平等,男人不缠足,女人也可不缠足”。她又对丈夫说:“缠了足,我不能干重活,不能帮你。”开明的婆婆、憨厚的丈夫终于同意她,给了她一双男子汉般的大脚,正是这双脚坚实地踏上了革命道路。
1928年初。春寒料峭。弋(阳)横(峰)掀起了革命高潮。这股红色浪潮把小园香推上了革命道路。那一年,她才十四岁。
1930年,中央上饶县委成立。小园香闻讯非常高兴。她主动到区委请求任务,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做妇女工作。从此,瘦小的园香和男子汉一样,戴上袖章,拿起比自己还高的梭标,干起革命来了。是年,她成为了名共青团员。
在斗争生活中,周园香打破了封建势力的束缚,还带动其他乡亲冲破封建势力的包围。加入到革命行列中。1931年,蒋介石狂想扑灭革命大火,调集3万军队进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白色恐怖顿时遍及全县,周园香受命于危险之秋,担任上饶县第二区青年妇女部部长。她夜以继日地工作,走东串西,“抛头露面”,进出于千家万户之中,她的行动影响了远近的乡邻,一向不出远门的闺中姑娘,不相往来的家庭妇女都集合在苏维埃的旗帜下,献身于革命。
残酷的战争,繁忙的斗争生活并没影响她对学习文化的强烈渴望。她深知,在革命胜利后,要重建家园,振兴祖国就要靠文化。要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也要学习。1934年1月闽浙赣省委妇女部决定:举办一期半个月的高级培训班,上饶县委派她和另外七位妇女干部赴省委学习。周园香很珍惜这次机会,她把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以后,她留在省委妇女部工作,对学习更加是如饥似渴。她一边学习,一边摸索、实践,政治素质、文化水平、工作能力都得到迅速提高。
繁重的革命工作压在她的肩上,使得她根本无暇自顾。正常的生活被打乱,个人的一切被置之度外。1934年,苏区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翌年,主力红军在怀玉山失利。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对我游击根据地重兵围堵,频繁搜山;在经济上,采取严密封锁;在行政上,实行移民、并村、联环保甲。周园香和省委同志一起,继续战斗在磨盘山的崇山峻岭之间。此时,她已身怀六甲。第二年春天,终因劳累过度而早产。她甚至来不及坐月子,又投入战斗。
为掩护省委领导和其他战友安全突围,虚弱不堪的周园香,置个人生死不顾,只身应战,把敌人射击目标引向自己,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21岁。
《老区建设》1989年第6期